手机股票配资平台被网暴的人，集体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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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姚远

编辑 | 何承波

唐瑛下定决心，起诉网暴者。去咨询当警察和律师的朋友，朋友觉得她疯了："你和网上那些人计较干吗？"

接受采访时，距离她起诉的决定已过去一年。被陌生人无端辱骂的烦躁感，唐瑛依然刻骨铭心。同样清晰的，还有朋友的不解与劝告：起诉网暴者，这就像走在路上，被路过的狗冲着叫了两声，"难道你还要折返回去和狗吵架吗？"

唐瑛决定当那个"和狗吵架"的人。

来自陌生账号连绵不断的恶意，侵袭了她两个月之久，她所有回应都被淹没在尖酸刻薄的话语之中。唐瑛的忍耐抵达了极限："一而再再而三，还是被欺负，我肯定要动手打人了。"

《热搜》剧照

像唐瑛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决心拿起法律武器回击来自互联网的暴力。法律同样在自我修缮，以应对愈发艰巨的治理难题。2020 年"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在检察院的介入下，刑事自诉转公诉，两名被告于次年被宣判犯有诽谤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紧接着，以此为典型案例，2023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2024 年 6 月，多部门又联合发布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以下简称《治理规定》），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然而，一年过去，治理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网络暴力的肆虐程度依然触目惊心，网暴形态的进化，也超出主流认知的想象。

8 月初，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医生跳楼自杀，再次激起人们对网络暴力的审视与反思。反思的热潮很快退去，此时此刻，赛博空间的百千个角落，都有活生生的心灵被言语围剿。一些人甚至被开盒，电话铃声的每一次响起、文字短信的每一次弹窗，都令他们胆战心惊。

无休无止的网络争纷、愈发恶劣的网络环境，令人不由困惑：司法可以为被网暴者主持正义吗？目前为止的相关举措，对网络空间秩序的治理，究竟有多少效果？

高低落差

崔俐俐有些不太好意思向他人讲述自己遭遇网暴的经历。她斟酌许久，发来一行文字："说来惭愧，这个真的很像中学生之间发生的矛盾，在我眼里就跟一场闹剧一样。"

她甚至都无法明确矛盾的具体缘由。向她发起攻击的人，与她曾经同属于一个游戏社团，然而"我只是离开了社团，就被打上了背叛的标签"。

来由经过如此混沌、荒唐，后来发生的一切却切实向崔俐俐施以巨大的心理压力。她被陌生账号在四百人的群聊中公开辱骂，聊天记录被截图制作成长条图文，相继在 5 个社交平台上传播，引得一些不明真实情况的观者在评论区对她批驳辱骂。

这些旨在揭发某人不良行为的长条图文，被圈内人称作"瓜条"。在自己被挂上瓜条之前，崔俐俐作为旁观者，就知道瓜条内容参差不齐，很容易被断章取义，因此每次刷到都会划过无视，不会细看。直到自己成为瓜条的主角，她才切身体会到了面对攻讦百口莫辩的滋味：无力、慌乱，忍不住去读旁人的评论，读完又莫名想吐。

未经历过网暴的人，大多会有些许不解，网络暴力何以造成一个人的抑郁甚至自杀？"把手机关上，不看不就完了？"

一名网友是如此形容的：所有信息被网络曝光的感受，"就好像你是个马戏团的猴子，所有人都围着你笑，没有任何安全感，感觉身边的一切都是危险的"。

《仇恨标签》剧照

郑晶晶是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也是"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原告的代理律师。她还记得第一次线下见到原告谷女士时，对方戴着墨镜和口罩，全副武装，"基本上不说话"。前来咨询郑晶晶的委托人，大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攻击辱骂，个人信息被开盒，被陌生人电话和短信骚扰，处于严重的精神恐慌之中：不敢出门、不敢与人接触，连续数日无法入眠。

其中不少人都持有医院开具的抑郁诊断，希望作为呈堂证供。但郑晶晶告诉南风窗，精神抑郁相关的医学证明，作为证明精神损害后果的重要证据，"对其证明效力现在法院还是比较谨慎的"。一方面，精神抑郁状态的诊断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感受，对法律来说缺乏客观性；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导致当事人或其近亲属重度精神抑郁继而导致自杀的极端案件中，网暴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依然掺杂着各种主客观因素，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地将死亡结果完全归因于其之前所受到的网络暴力。

因此，构成名誉侵权的法律条件主要聚焦于这几个内容：一是侵权事实，比如事实层面的不实，言论构成诽谤；二是侵权内容被公开发表传播，造成客观上当事人社会评价的降低；三是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

目前网络暴力正呈现的新趋势，让证据链的梳理变得愈发艰难。郑晶晶说，以往网络名誉权侵权案件大都属于熟人矛盾的线上延伸，发生在同事、旧友之间，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侵权诉讼指向网络上的陌生人，比如亚文化网络社群内部的攻击谩骂。

目前网络暴力正呈现的新趋势，让证据链的梳理变得愈发艰难 /《热搜》剧照

矛盾渐渐脱离主流社会的话语框架，向亚文化社群的更幽微处走去。尽管郑晶晶自诩熟悉互联网文化，对体育明星、演艺明星的粉丝生态也颇为了解，然而近几年在面对来自游戏、同人文和 cosplay 社群的委托人时，她还是感到有些头疼："很多时候都得追问对方，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

更不要说年龄资历更长的法官了，"对这些特定圈子的称呼和话术肯定不熟悉"。

与此同时，辱骂者的法律意识也在进化。据郑晶晶观察，一些辱骂者已经意识到言语过激会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特意使用黑话，采用圈子内部熟悉的表达，或是采用反讽的语气，"这种时候就比较难认定侵权，或者说认定了，仅仅是嘲讽的话，侵权责任也相对轻微"。

还有个别辱骂者，专门购买他人手机号注册小号以规避身份追查。郑晶晶曾代理过一起案子，通过法院发函向平台调取侵权人电话号码之后，发现号主是一个生活在小城镇的老太太，"与侵权人在帖子里自述的人物形象明显不符"。

查验真实信息、梳理证据链条，附之以庞大的时间成本和不小的律师费用，换来的最好结果，却只是对方的赔礼道歉和民事赔偿的几万元。而要实施侵权，只要按下键盘，轻巧敲下几段话。侵权成本之低、维权成本之高，彼此之间的巨大落差，将对网暴者的法律诉讼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网暴灰黑化

网络暴力与合理批评的界限是什么？对网暴治理持更谨慎态度的法律学者，顾虑之处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此，对网络暴力的治理，是否会不小心越过界限，不当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和社会的舆论监督效果？

一些学者针对性地提出了"反言论法则"，其基本原理是，那些人格、名誉受言论侵害的人或组织，如果能通过对抗性言论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国家公权力就不宜介入。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田宏杰在论文中指出，这一法则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主要适用于纸媒时代，而不适用于网络时代，"特别是自媒体时代"。

她写道："纸媒时代，有能力在报刊上公开撰文的人仅占极少数，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处在‘观众’而非‘选手’的位置。在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在网络上发声，并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舆论声浪。遭到网络暴力的人即便是社会名流，也缺乏有效的反击渠道，即便作出澄清，其所遭受的损害也已经不可恢复。"

《黑镜》截图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连续数年在媒体上呼吁出台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他告诉南风窗，基于现实的文化传统，一旦网络暴力发生了，后续维权很难挽回损失。具体表现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要是没事，别人说你干吗？"

那么，网络暴力与合理批评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在朱巍看来，有这么三个标准。一是事实的真实性，不能捏造、不能片面，"不能别人说了十句话，只截两句发出来"。二是信息的合法性，比如未经合法程序，便在网络上曝光对方的信息、照片、聊天记录等等，"这是典型的侵害隐私权"。三是不能动用水军，不能借助灰黑产的力量去煽动网暴。

朱巍和郑晶晶不约而同地观察到，当下的网络暴力现象与某些产业的利益链条愈发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有时，向某人发起舆论攻讦，是发起者笼络人心的高效手段。朱巍说，一些主播为了迎合公众好恶去辱骂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结果被对方起诉，或被处罚赔款，这明明是一次侵权行为，在主播的支持者眼中却"好像英雄一样"。"他不觉得自己道德有亏，也没有实际损失，流量收益算下来远远超过罚款数额。"

当下的网络暴力现象与某些产业的利益链条愈发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保你平安》剧照

网暴的手段、形式也愈发专业化。郑晶晶发现，以往爆料曝光还只是几行文字，现在的"料"大都是长图文或 PPT，信息更丰富、视觉更精美，甚至催生了制作爆料图文或 PPT 的专门职业。

而在咨询律师、决心起诉维权之后，唐瑛给曾经评论攻击自己的账号分别发了一条私信。这些账户 IP 各异，主页还发布有个人的真实生活，其中不少还在上大学。唐瑛写道：我决定起诉你了，不知道这对你大学学业会不会有影响，等着看吧。很快，几个账号回复她，说自己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接了单子，对方让发什么就发了什么，"我就收了几块钱，拜托你不要告我"。

根据对方提供的线索，唐瑛找到了雇人网暴她的幕后主使，一个她在现实生活中间接认识的女孩。唐瑛发布了一则和几位朋友去一位男性友人家中聚会的帖子，本意是记录生活，对方也认识这位男性友人，不知如何刷到这条帖子，便开始指责她"绿茶""界限不清"，更难听的言语接踵而至。

后来对方又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挂出链接，两三块钱一条评论，先后雇佣几十人，共花销 130 元。得知真相，唐瑛哭笑不得：对方竟然只用 130 元，就玩弄了自己将近 2 个月。"这个成本实在太低了、太低了。"她说。

法律如何责众

一个理想的真空环境中，在互联网上发表侵权内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告上法庭，然而在实践中，受限于高昂的维权成本、有限的司法资源，即使是财力充沛的公众知名人物，在面对名誉权诉讼时，也只会挑选侵权言论最恶劣的几个用户起诉。

如此，便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法不责众"。你一言我一语的广大参与者就此被轻轻放下了，如常地在法律鞭长莫及的地方为所欲为。

然而，顺利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法律的正义裁决也不一定可以制止网暴的继续发生。郑晶晶见过一起案子，被告在败诉之后，被法院强制执行道歉和赔款，还在网上继续发表侵权内容。对方的态度也很强硬，"我就是和你杠上了，大不了我继续赔钱"。

朱巍说，根据《民法典》第 997 条，当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且不及时制止将导致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作出禁令后，便具有法律强制令，联合公安机关监督执行，可以视情节轻重对被申请人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恶意》剧照

不过，立法上如此，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实践中人格权禁令一年使用的次数，手指头都数得过来。"朱巍说，"并不是立法出来，到法院马上就能用的。"最高法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 9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高法将进一步推动激活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有力有效治理网络暴力、诬告陷害等社会不良现象"。

在郑晶晶的实务经验中，2023 年的《指导意见》和 2024 年的《治理规定》，并没有在诉讼实务中起到明显效果，文件出台之后，她所接触的法官并不会主动引用这两份文件去指导判决。

朱巍说，《指导意见》是司法解释，只能对相关法律的适用问题作出解释，《治理规定》是针对平台信息治理责任义务的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不够。

他还是坚持呼吁未来需要出台一部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私人聊天记录推上热搜，平台是否有责任？网络暴力内容的首发者、多发者、多转者，各自的责任是什么？一个账户被判定实施侵权行为，账号是否应该禁封？该账号所属的 MCN 机构该如何处理？已被法院判定为侵权的信息内容，平台能否系统性地删除下架？"朱巍抛来一系列提问。"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搞清楚，应当写进专门立法中。"